略论“赶考精神”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发表时间:2019-01-05 14:23

1949年3月2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赶赴北平(今北京)之际,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话题。当时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能退回来。”毛泽东豪迈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著名对话,后来被归纳为“赶考精神”,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时刻不忘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比如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时就曾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016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赶考精神”的高度强调,无疑为“进京高考”这一话题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当然值得我们警醒和思考。


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赶考精神”提出的背景和内涵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赶考”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符号,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对此人们却鲜有论及,故本文尝试从这个角度对此做一番追溯和讨论,希望由此深化人们对“赶考精神”的思考,进而对我党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赶考精神”有所助益。


一、“考”与“祖考”“自考”

现代汉语中的“考”,主要是“考试”“考核”“考查”的意思。但这种涵义到底是怎么来的?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古代“考”“老”同义,二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自考”——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话题,或与此有关。


《说文解字》:“考,老也。”“老,考也。”以“考”“老”二字互训。段玉裁注:“老也。凡言寿考者,此字之本义也。引伸之为成也。” 按甲骨文,“考”“老”二字相同,均象偻背老人扶杖而行之状,故其本义为“寿考”,《礼记·曲礼下》云:“生曰父……死曰考。”因为死去的父祖和祖先在儿孙的心目中自然是老人,故后来有“父考”“祖考”的称呼。《周易》豫卦《大象传》云:“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这里甚至将“祖考”和“上帝”平列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段玉裁所说,“考”字由“寿考”又引申为“成”,其中的逻辑或许是:一个人逐渐变老的过程,同时也正是一个人逐渐成熟的过程。比如郑康成在解释《周易》复卦《小象传》“中以自考”时就说:“考,成也。”


从“考”的本义为“老”、为“成”来看,或许在古代,老人以及逝去的祖先就成了年轻人或者活着的人的一面镜子,后人站在他们面前,就变成了对自己的一种“考试”了,就变成了自己走向成熟的一种必要环节了。后来动词的“考”所具备的“考试”“考核”“考查”等等涵义,应该就是由此而来。质而言之,中国人如此重视考试,应该和中国人源远流长的敬老、尊老的传统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话题,实际上就有向我们的祖先汇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成绩的意思了,岂不伟哉!1937年4月5日,时值民族危亡之际,在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国共两党曾共同公祭黄帝陵,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亲笔撰写了《祭黄帝陵文》,此举或亦可由此理解也。


此外,这种“考试”,还不仅仅光是接受祖先考察的意思,其中更包括“自考”或“自成”的意思。我们现在的语言中还保有“自考”这个说法,其涵义主要是“自学考试”的意思,但其实“自考”的概念来源甚古。《周易》复卦六五云:“敦复,无悔。”《小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郑康成就是在这里解释说:“考,成也。”我们知道,复卦(width=17,height=14,dpi=110)下震上坤,一阳来复,复至于五,乃至于成也。马其昶说:“复之初以自知,终以自成;初‘无祗悔’,终则‘无悔’。圣人尽性以尽人物之性,皆所以成己也。于本体外无所增加,还其固有而已。不言吉而言‘无悔’,其义大矣。《洪范》五福曰‘攸好德’,初之‘不远复’也;曰‘考终命’,五之‘敦复无悔’也。”(《周易费氏学》)胡炳文则说:“‘不远复’者,善心之萌。‘敦复’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祗悔’,‘敦复’则可‘无悔’矣。‘不远复’,入德之事也。‘敦复’,其成德之事欤?”(转引自李光地《周易折中》)无论是以之和“考终命”对比,还是称之为“成德”,都是强调这种“考察”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乃是自发自愿的,绝非外力强加的,因而不过是对其自身德行的一种自我检验而已。


其实这和儒家一直强调“自强”“自得”“成己”等等精神也是密切关联的。比如《周易》乾卦《大象》有句著名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离娄下》则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论语·宪问》引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关于儒家的“为己之学”,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有个解释,认为它指的是“一个人应该自己寻觅其道,好由此得到内心深刻的满足。”[1]因为儒家是“为己之学”,所以对其结果的考验也必定是由自己来完成的,而不能简单地委之于他人,此即所谓“自考”之本义也。从这个角度来看“进京赶考”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情况下自己提出的,其中的“自考”意味乃是非常明显的。


二、“进京赶考”与科举考试

“进京赶考”这个话题,最引人遐想的,当然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代,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兴盛于明、清两代,其不仅在促进中国社会重视教育和学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实际上也为整个社会创立了一整套的儒家教化机制,有人甚至认为其堪称中国古代的一种“政学一体”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一制度虽然到了中国封建设社会后期变得僵化了,但其对于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毫无疑问“厥功甚伟”,而且,其还曾对西欧的启蒙运动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迄今还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值得我们在社会治理和教育上予以挖掘和借鉴。而在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的话题中,我们就隐约还可以感受到这一制度的遥远的历史回响。


我们知道,在科举制度产生和实行之前,古代人才的选拔有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世袭等级制,一是举荐制。相对于这两种人才选拔方法,科举制的优越性是明显的。葛剑雄在《科举制度,存废皆有理》一文中曾将此优越性归纳为三点:“首先是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除了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资格。其次是标准一致,各级考试都有统一的程序、形式和内容,即使主考官免不了个人好恶,也已受到很大制约。再则,随着科举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制度日趋严密。其中不少做法实际沿用至今,甚至比今天的规则严密得多。”[2]正因为如此,余英时在《试说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中曾经说:“科举制度是帝国系统中最为敏感的一架调节机器。” “科举是传统政治、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在考察了各个朝代具体的科举制度后,余英时甚至断言说:“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3]科举制度在其后期越来越腐朽,特别是随着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进入,无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就其形式而言,的确是落后了,其被废弃的结局是不必惋惜的;但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科举制度的优越性也是不容否认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性政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然对古代的科举制度持批判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又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上,又持客观和辩证的态度。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提出“进京赶考”的话题,其中应该暗含着对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表示肯定之意。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即古代所谓“士子”者),或者为了报效国家,或者为了“出人头地”,科举考试其实都是他们的唯一通道,这种历史记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可谓刻骨铭心!因为差不多两千多年来,到了参加考试的时间(所谓“春闱”“秋闱”),那些寒窗苦读的士子们就要赶往省城或京城,试图实现“鲤鱼跳龙门”,博取功名,其中有的成功登第,有的却名落孙山,这样的悲喜剧一年又一年地上演着……比如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等农民起义军领袖,就都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者;在吴敬梓《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故事情节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被科举制度扭曲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丑态。但不管如何,尽管辛亥革命后科举制度被废除,这种历史记忆依然存活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很难抹除干净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认为,“进京赶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实寄托着中国知识分子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一种雄伟抱负,并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情意结(complex)”。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其中很多有过自家亲戚甚至自己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他们对“进京赶考”的复杂情感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毛泽东试图用“进京赶考”的话题来激活人们的这种历史情感记忆,一方面显得十分具体形象,另方面也显得十分亲切生动。


因此,从科举制度的角度看,“进京赶考”乃是一个寓意丰富的“文化语码”,毛泽东以此昭告全党和党内高级干部,其警醒效果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三、“进京赶考”与李自成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提出“进京赶考”的话题时,还多次提到李自成。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泽东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4]。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西柏坡研究中心李芬所著《“赶考”路上行与思》(2015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研究,所谓“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话题,其实是和“进京赶考”的话题密不可分的,两者所谈的根本就是一回事。


时间追溯到1944年,其时为了纪念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打入北京城推翻腐败透顶的明王朝、但又迅疾仓皇败出北京城三百周年,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就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根据郭沫若的研究,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李自成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其手下的将领们进京后更是大搞生活腐化,丧失了当初参加革命的斗志和初心。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就表示非常欣赏,他迅速指示有关部门予以印发,还把它列入了党内的整风文件,责令全党高级干部都来认真学习。同年11月,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5]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还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演讲《学习和时局》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当李自成”“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特别是在进驻西柏坡的那段时间内,都念兹在兹的一个话题。根据这一时期的各种回忆录记载,除了在由西柏坡赶赴北平之前,而且沿途,如在保定和涿州,毛泽东都提到了李自成因骄傲而失败的教训;而特别是住在香山时,毛泽东还曾经专门让警卫团战士们讨论过:“我们是共产党进北京,还是李自成进北京?”这些史料都充分说明,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进京赶考”这个话题,的确是与李自成这个反面教员无法分开的。


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一点,无论是郭沫若的文章还是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有过大量的揭露,此处不必赘言。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避免犯李自成所犯的同样错误呢?骄傲的反面当然是谦虚。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解放后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后来成为名言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著名语录。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进京后稳定了人民政权,并不断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从我们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国经典中反对骄傲、提倡谦虚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比如《尚书·大禹谟》中就有“满招损,谦受益”的警告,在《论语·泰伯》中,孔子也说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意思就是说,即使有人的才华像周公那样好,但他如果骄傲和鄙吝,那他也就不值一提了。作为所谓“五大道之源”、“三玄之冠”和“群经之首”的《周易》,其中有个谦卦,是《周易》六十四卦当中唯一一个六爻皆为吉利的卦(其下三爻全部是吉,上三爻全部是利),说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比如,谦卦何以会有“六爻皆吉利”的结果呢?如从卦象上看,谦卦(width=17,height=14,dpi=110)乃由下艮、上坤组成,而艮为山、坤为地;我们知道,现实中的山本来是处在地上的,而地则是处在山的下面的,但从卦象上看,现在的山反而跑到地下去了——这不是违背常识了吗?但《周易》的作者如此安排谦卦之象,却正是为了说明谦虚的道理。假如一个人能够像谦卦中的山那样,虽然他内心中满是丘壑,但他却能一味地谦卑待人,那该是一种多么宽阔、多么博大的心胸!我们看孔子就是这样,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入宫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还有,“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真的对太庙里的事情什么都不懂吗?不可能!但是他还是表现得很谦虚,还要针对每件具体事情不停地询问。实际上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也许我们表面上懂了,但肯定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不太懂,所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的例子,一方面说明了他的谦虚精神,另方面也说明了这种谦虚态度也是我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时无时无刻不能缺少的一种科学精神。而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如果有了这种精神,自然会无往而不胜。毛泽东在屡屡讲到“不要做李自成”以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时候,或许也有这样的体会吧?


综上,我们从“考”字的原始涵义、“进京高考”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及“进京赶考”和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等三个方面考察了“赶考精神”中的传统文化内涵。这些内容,或许以往人们很少注意到,但其中的寓意应该是真切的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知道,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弘扬传统文化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深入挖掘和著名的“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的“赶考精神” 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并进而服务于当下的伟大社会实践(包括贯彻到“中国梦·赶考行”宣传教育活动当中),应该是必要的或值得大力提倡的。但本文的这些讨论还是初步的,不足之处,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M].北京:中华书局,2016.28.


[2]葛剑雄.科举制度,存废皆有理[A].新京报主编.科举百年[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225.


[3]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04-236.


[4]徐志奇.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J].党史纵览,2010,(11).


[5]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4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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